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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手撑家 这100双手与日常所见没有什么不同。 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皮肤细腻的手被苍老的手紧紧握着。有的手骨节粗大，那是一双饱经冷水和清洁液的手。 这些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从业者的一部分。这些手也隐没在城市的千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照料家庭。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展映。 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她们进入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该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这个群体不被人看见，“她们是一个不断被别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形象”。 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大众看到，“她们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带着情感进入你的家庭，带着那么丰富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前，她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期待和想象。” 3500万双手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宣传海报上，一双交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褶皱密布，突起的筋络像纠缠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轻的手，被老迈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力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一幕画面。 苍老的手属于一位80岁的老太太，年轻时是电台播音员，她爱美，只许别人叫她“于小姐”。她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也去世好几年了，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轻些的手属于照顾她的胡志玉，50多岁，烫着卷发。她每天都准时出现在“于小姐”家，为她梳头、做饭，陪她说话。 这样的陪伴持续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见面，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 令摄影师黄喜悦印象深刻的一幕场景，是在她跟随家政工王金枝去照顾的老人家里拍摄时。 老人住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起来的筒子楼里，楼梯黑洞洞的，家里也堆满了东西，侧了身才能走动。在这里居住着80多岁的老俩口，老太太耳聋，老爷爷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王金枝除了打扫卫生和做饭，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饭喂药。老人的脚杵在白面盆里，像两枝老树干，颜色重到看不清纹路。王金枝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为他搓泥、清洗，直到脚上黑色慢慢变浅，她才结束工作。 “家庭照料服务，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很多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国的家政工缺口非常大。”梅若说。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家政服务从业人数是1800万，2014年攀升到2034万。 “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把再生产相关的全部职能推给了家庭。于是，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未能得到彻底清洗的前提下，再生产活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就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论文中写道。 佟新在研究报告中估算，除了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再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家政工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种之一。”梅若告诉记者，“她们行业进入门槛很低，几乎不需要生产资料。双手就是她们的生产资料。来到这个城市时，也许带个包，几件换洗衣服，兜里揣几百块钱就来了。” 但在过去，这样一群人还没有被赋予“家政工”这么一个正式的称谓，更多的是用“女佣”“保姆”这样的词来称呼。 20年前，苗彩丽28岁，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就离开山西潞城的家，来北京找工作。苗彩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医院里“抱小孩的”。 “抱小孩的”这个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尊重。在医院中，她只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唤。但她脑子灵活，跟着护士学习催奶、按摩等技术，一学就会。 她记得，那时候城市里还不兴请月嫂在家看护婴儿，都是在医院请3天工，她勤快，最忙碌时一年下来可以照看200多个孩子。 最艰难时，没有地方住，她就睡在医院路边的躺椅。想孩子时，她夜里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能来北京和她相聚。但她认为自己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陈恩华来得更早些。1995年春节后，一位亲戚介绍她到北京做“保姆”。为了“抓住机会”，她买了一张40多个小时的硬座票，从四川阆中背着包就来到北京。 在此之前，她曾和丈夫去东莞打工。她进了一家鞋厂，但“耐不得热”，干了一年就辞职回了老家。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发现，有一条街上全是等活儿的人。她们拿着纸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年龄、籍贯、优点和习惯，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庆幸自己被熟人介绍，不用“遭这样的罪”。 千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触动梅若的还有很多双手。她说，每一个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2008年，房纪英来北京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老人家里清扫和做饭。 在房纪英的家乡山西临汾，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出去打工的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即使如此，也应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在家干活。房纪英出门，也是“迫不得已”。 她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在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药格子间穿梭。她长大后，父亲身体不好，继承了药铺。可好景不长，她40多岁时，上头规定“只有通过执业药师考试的人方能上岗”，她寻思自己年龄已大，“学不进去了”，就关了铺子不做了。 重击接二连三到来。先是丈夫生了重病，接着大女儿得了抑郁症，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求医问药，自己也找了家政工的活儿做。 在老家，一个月工资最多也只有2000多元。当她告诉老家亲戚自己在北京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时，大家不敢相信。 渐渐地，当她回到老家和高中同学聚会时，不再提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工在整个社会里是比较低下的、不被尊重的职业。” 在家政行业做了20多年，陈恩华从“小陈”变成了“陈姐”“陈阿姨”，也带来了二姐陈述琼、侄女陈会蓉。三人都属猴，相差12岁。 当莫力去拍摄时，她吃了一惊。她们合租的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平房，由厕所改造，在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里，楼上楼下塞进了20多户人家，晒起衣服都是互相遮挡。 陈恩华对这处房子颇为满意，除了“曾经是厕所，听起来不好”外，一个月只需1500元的房租。 在展映时，莫力把这个信息写进了图片说明中，让陈会蓉有些难为情。她不喜欢“幼儿园厕所改造的房子”这个描述，觉得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她刚来北京时，不敢和老家的同学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说“在北京打工”。她感觉“家政工”这个职业，没有“在工厂打工”来得体面。 梅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湿气重，中午晒过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时已经湿答答，潮得很。 有的大姐暂时没找到下一户工作时，只好住在家政公司，简单的一个铺盖凑合着，每晚10元钱，人多的时候，下脚都困难。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地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紧。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提供给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课。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活动现场，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比较多掌握在中产女性，因为她们懂得怎么样去论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困难。但基层的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比较边缘。” 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 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释这个概念，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没有读过范雨素的文章，但是陈恩华的心情和范雨素是一样的。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的一双儿女仍在老家读书。女儿初中升高中，她辞掉了一家做了多年的老雇主，回家陪女儿半年，每天给她做饭，自己在女儿的学校旁盘了一家小卖铺，日子过得也清闲，就是没钱赚。女儿中考结束，她为了家里的生计，还是回北京了。 儿子要高考，她督促让丈夫回家陪儿子，自己一个人做着三份工。丈夫粗心，不管学习。儿子贪玩游戏，最终没考上大学。她心里觉得对不住儿子。 每到一个家庭，她都认为应该坚持“平等和尊重”。她遇到过苛刻的老人要求她跪着擦地板，协商无果后果断辞退了这份工作。也遇到过脾气暴躁的孩子，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她耐心地开导。 来自哈尔滨的卢红也曾经遇到过相似的情形。一次，她去幼儿园接照顾的孩子。手工课刚结束，其他都是家长为自己孩子拍照。卢红也觉得欣喜，掏出手机要拍一张，不小心碰掉一小块积木。4岁的孩子立即气红了脸，重重地推了她一把。 当时卢红特别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别过脸，平复了一下情绪，回过头，用温和的语气对孩子说：“虽然我不是你妈妈，但阿姨和你妈妈一起照顾你。如果阿姨是你妈妈，你会这样打妈妈吗?” 4岁的孩子仍赌着气，但她明显感觉到这些话对孩子起到作用，孩子之后再也没有对她凶巴巴过。 “家政工和雇主之间是在一个私人的家庭空间里互动的。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梅若认为。 在苗彩丽的手背靠近虎口的地方，有一个红色的疤，那是她在一户人家做月嫂时被烫伤的。 当年，她把孩子放到床上，去做饭。回房间时，看见孩子的母亲正用手掐着孩子的脖子，面目扭曲。 才20岁出头的她“被吓到了”。她第一反应是冲上去把孩子抢下来，接着去厨房查看灶火。孩子母亲的情绪仍然无法控制，又到厨房跟她抢孩子。在争夺过程中，她的手被滚烫的锅盖烫了，当场就起了血泡。 她救下了孩子。从那以后，她再做月嫂，也不敢离孩子太远。 如今做了20年月嫂，苗彩丽感觉如果没有做过母亲，很难成为一名合格的月嫂。她知道做母亲的痛苦后，才能更加理解和体谅。“当一个女人生产后，她们往往从身体到心理经历一个从女孩到女人的身份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家里人没有足够重视，就很容易引发矛盾”。 在医院工作时，苗彩丽曾遇到一位正在啜泣的产妇，因为婆婆高高兴兴来探望，见生了女儿又嫌弃地走了。 苗彩丽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你必须先爱惜你自己，如果连你都不爱惜你自己，谁爱惜你?” 劳动法怎样保护她们？ 当57岁的何明英看到自己的照片展出时，开玩笑说：“年轻时候有两条大辫子都没留下一张照片，现在竟然还有摄影师专门为我拍照哩”。尽管照片里的她皱纹横生，双眼透露着愁苦。 10年前，47岁的何明英为了帮丈夫还债，从内蒙古赤峰来北京时，大街小巷唱着“北京欢迎你”。10年后，她这个年龄在家政服务行业越来越不吃香，赶不上快速发展的时代潮流。 为了省钱，她和丈夫在南六环外的一户农民家租了一间平房。但只能做钟点工的她，每次分到的工作不是在东北四环外，就是在北五环外的天通苑，跨越大半个北京是她的生活常态。 为了赶上地铁首班车，她每天5点天不亮就出门，坐20分钟公交车到4号线最南端的起点站，换乘两趟地铁。早年落下的风湿，让她爬楼梯时总觉得腿脚疼痛。 最让她焦虑的是自己的一双手，五个手指骨节肿大，弯曲困难。手背的皮肤裂纹密布，看起来如纸般易碎，皮下暗黑色的血管清晰可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干旱的泥巴地”。 最早的伤痕是在2013年前后留下的。她被家政公司安排去照顾老人，老人有糖尿病，晚上会尿床，味道冲鼻。 第一天进门，老人的女儿领着她到一个浸泡着被子的浴缸前，缸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84消毒液味。打扮入时的女主人告诉她，“你把这些都洗了”。 何明英不想光着手洗，对方平静地说“没关系的，以前的阿姨都这样洗的。” 她把手浸到水里，顿时一双手“烧得慌”。拿出来一搓，一层皮都差不多蜕下来。 她觉得委屈，想告诉家政公司“不做了”，但又担心，“如果这户不做了，得另外再交几百元中介费，而且他们也不会优先选择你了”。她左思右想，还是在这户人家做了3个月。 手实在痛痒难耐的时候，她才去看医生。医生建议她做小针刀，她算了算，前前后后花的钱，要比她在那户人家3个月赚的钱都多，还是没舍得，就买些简单的药膏抹抹。医生劝她休息，她开着玩笑对医生说：“那得抹脖子了”。 她没有和雇主签过合同，也没有在家政公司交过保险，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家政工因其劳动的家庭属性而无法应用《劳动合同法》。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的合同关系，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佟新的忧虑也同样是梅若的烦恼。 “在中国私人雇佣之间的困境，不仅是家政工的困境，雇主的困境都是很大的问题。”梅若说，“家政公司更多地会去扮演居中的角色，考虑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对家政工的保护就会相对比较弱。” 去年10月左右，一名大姐因为摔断了腿离开北京。她本来在一户人家做育儿嫂，当经过一块刚拖过的瓷砖地时，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托着的婴儿没事，但自己当场大腿骨折。 大姐受了伤后，不仅工作丢了，医药费也没法报销。调解下，雇主家最后承担了一部分，但大姐要支付的医药费占了大头。这让她感到无奈，但也庆幸“要是伤到孩子，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这位大姐在冬天离开了北京，回老家养伤。 更多的伤口是隐形的。直到现在，陈会蓉回想起自己差点被骚扰的经历，还是感到愤怒。那是2008年，她刚来北京，接了一份钟点工的活，照顾一对老夫妻。70多岁的女主人刚刚出车祸，腿骨折，需要人照顾。 她在这户人家弯腰收拾家具时，感觉老头靠近她，开始动手动脚。陈会蓉心里一阵发怵，急忙推开老头，冲进离自己最近的屋子，反锁了门。在门内，她紧张得发抖，还是强作镇定，打开了手机的录音软件。 老头在门外守着。她鼓足了勇气，用力拉开了房门，迅速冲到大门口准备离开。老头紧张地直摆手，劝她别走，说着“我保证下次不再碰你了”，硬塞给她50元。 等出了门，她飞奔到家政公司，上交了50元，把自己的遭遇告诉管理人员。对方表示“不负责这件事”，让她自己和雇主家协商。第二天，陈会蓉的姨婶带着她找这户人家，老头的女儿希望她们谈个价格，让这事“就这么算了”。 陈会蓉从小性子倔，作为80后，又是家里的独生女，她更看重工作中的平等和自由，一旦受了委屈，一定要为自己讨个说法。她要求对方带着父亲到家政公司向自己“赔礼道歉”，还是被拒绝了。 微笑，微笑着面对镜头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尾声，陈会蓉在播放的纪录片中，对着摄像机讲出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她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勇敢。那件事发生后几年，陈会蓉一直憋在心里，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在参加一次由鸿雁之家组织的聚会上，她第一次说出来。 她心中有隐隐的担心，因为“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不太认同我的想法，连我姑妈也劝我，如果发生在她们身上，也许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她又希望通过讲述能让更多人提高警惕，“我没干几年，就遇到了这么多事，总不可能就我一个人遇到过。” 在不大的展厅，有一面墙专门展出这些家政女工的正面的免冠照片。她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端坐着，面对镜头。梅若最初的想法是，“我们的历史是没有底层人历史的，我们要用正面的形象拍摄她们。” 陈恩华的照片是在夏天拍的。照片里她穿着一件白色的旗袍，上面泼洒着大朵大朵的红花。她有些拘谨地坐在自家的凳子上，背后是贴着粉红色壁纸的墙。 她爱美，冬天别人都买黑色的羽绒服，她知道白色易脏，也固执地买了白色款。 在展映前，梅若向每个被拍摄对象确认她们被展出的意愿。照片送去印厂前，还有两个大姐打电话，要求撤下她们的照片。 其中一位大姐在拍摄时没让梅若和摄影师进家门，觉得自己的家“像个贫民窟”，只让她们在门口给她和丈夫照了张照片，因为“结婚20年了都没有拍过一张合照”。 梅若觉得有些遗憾，她坦言，在甄选展映照片时，已经放弃许多煽情的画面。 在天津河东区十经路一个露天劳务市场走访时，她遇见一位姓刘的大姐，60岁，每天拖着一车行李来到这条街上讨生活。1978年，刘大姐的丈夫偷偷把家产转移，离婚了，把8岁的孩子推给她。 白天刘大姐在街上等活儿，晚上就睡在天津火车站地下的肯德基厕所里。她对梅若说，这里“冬暖夏凉”。把纸箱子铺开，就是晚上的床铺。 梅若注意到，尽管生活困窘，刘大姐依然随身携带两块香皂、两条毛巾，每天晚上在厕所的水池里洗手洗面，保持着整洁的面容。“一个人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还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态度。”她觉得动容，但最后还是没有把那张在厕所睡觉的照片打印出来。 “她们有自己的自尊。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不希望别人看见的，她们也有。” 梅若说。 陈恩华在常年不见阳光的屋子窗台上摆了一个花瓶，里面插了3支塑料红玫瑰，日子尽管苦，但也有浪漫。 摄影师周娜记录下一位来自江西的大姐每天7点准时下楼去跳广场舞。因为在那户人家做了多年工，雇主尊重她的这个爱好。在其他家政工眼中，这样的“待遇”显得罕见。 家住济南大涧沟村的谷瑞军带着10岁儿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看望一手带大的8岁小女孩小高兴。尽管在十几年前，前任丈夫在儿子出生十多天意外离世，她来济南打工，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继续从事会计行业，只能被介绍去做家政工。但是一大两小的笑容也被摄影师莫力记录在了照片里。 未来 所有展出的照片，梅若都印了两份，一份镶上相框，送到这些大姐手上留作纪念。 如今，刚满50岁的陈恩华每天要打3份工。清晨骑一辆电瓶车，驶过早晨渐渐繁忙起来的进京通道，一直到晚上7点她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 早晨初升的太阳不暖和，戴着两层手套，她依然能感到寒风从缝隙，噬咬着指尖。 后来，陈恩华的丈夫也来到北京，在一个公司当保安，和她住在一起。两个人辛辛苦苦攒钱，想在老家县城买套房，钱都快攒够了，2015年，丈夫突然检查出肺癌晚期。 30颗药就要15000元，一块膏药80元，丈夫舍不得花太多钱治病，陈恩华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钱都用在给丈夫治病上，但丈夫还是几个月后走了。 要还丈夫生病欠下的外债，还要养儿女。陈恩华一度觉得“天塌下来了”，但“日子还要过”。唯一令她欣慰的是一双儿女来北京陪她，她还打算把儿子再送去“学本事”。 前年，陈恩华在老家为自己交了一笔养老保险金，10万元，靠的全是自己的积蓄。 二姐陈述琼不理解：“这10万元什么时候能要回本来?” 陈恩华认为这笔钱花得值。“过去我是为儿女打工，现在我为自己打工。” 她不想拖儿女后腿。 陈会蓉如今工作的雇主，房子有300平方米，安装了5个监控摄像头。她觉得“一举一动都不自由”，几度“做不下去”。但为了供两个女儿读书，她只能在这户人家继续工作。 苗彩丽已经有20年没在春节回过家了。她把更多的家乡人带到了北京。 2016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一号线最东端的土桥站附近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用来培训月嫂，也为老乡提供一个落脚之地。一年下来能省出不少租金。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回不到家乡，“农村生活太慢了”。房纪英盘算着再做几年，到60岁就回家，开个“农家乐”。 何明英在为自己下一份工作发愁。她正打算去自己挂靠的家政公司打听有没有新活。 她觉得这几年自己的运气“越来越背”。上一份工作是在一户有小孩的家庭做钟点工，对方说“要回家过年”，没让她再来。但在何明英看来，“这是借口”。那几天感了冒，对方怕她传染给孩子。她清楚自己被辞退了。 她的上上一份工作，也只干了1个多月。去那户人家要坐十几站地铁，出了站还要走一段长路。原本女儿为她下载了共享单车App，让她骑过去，有几次账号没钱了，她自己不会充值，等公交车迟到了几次，雇主就不再和她续约了。 眼下，她只想自己攒一笔钱，开个面食店，做点馒头、包子，又担心“北京的租金太贵”，也焦虑“不知道这双手还能不能揉得动面”。 梅若计划拍摄更多的手，让这些照片带去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见。“看见她们在疏离的城市里孤独苦闷、互相取暖的强烈渴望，也看见她们在争取体面劳动、摆脱性别困境、反抗生计压力的奋力挣扎，而这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历史缩影，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跨度20年的劳动妇女的生命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