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摄 昨晚，在水立方，登过珠峰、划过赛艇的王石发表了一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演讲本身像是一次67岁的生日感言，过程之中王石一度泪流满面。 谈创业 是一场生死战，要靠胆识、目标与运气 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但还是很愉快。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我赚的30万赔进去，还净赔40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问题在时间。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我记得很清楚，船到了村庄里，我要给他们拉到饲料厂里，那时候我记得农村里面很多都是个体户经营绿头车，在大公路上拉材料运土的，我给双倍钱。然后浩浩荡荡带着他们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个学校，浩浩荡荡到了码头，就看着一车一车的拉着玉米，运到饲料厂，一路上一辆车一辆车的烟尘滚滚，我在小山坡看着，看着我的车队那种实现感从未有过。 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至于未来，未来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业一定做成伟大的企业，什么叫伟大的企业?首先你是企业，企业要有产品，品牌、标准、信誉度，但这都够不成伟大。所谓的伟大，我想是指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公司，生产产品、生产服务的范围，他的文化已经在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推动力。你比如说苹果的智能手机，成就了这个企业的伟大。 谈公益 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2003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慈善、公益，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18年1月23日，北京 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摄 2004年，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南极，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顶等等…… 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环保领域很有影响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是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这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 谈“放下” 要闯三道关，理由、条件与创造新天地 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是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 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第四，是品牌。 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照正常来讲，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的，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如何改变你的路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相信很多现在选择在行业当中，比万科要优秀得多，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弯路，多元化，最后才走专业化，但是很多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制度建设上，团队培养上，品牌树立上万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对万科的现状满足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我想他做到伟大，想要创造一种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业影响，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 谈哈佛游学 英语烂，但语言对企业家很重要 我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是我很大的弱点。中文表达其实都很羞涩，更别提英文了。但是我现在又经常需要我尽可能地在国际舞台说英语，我的团队就经常胆战心惊的，每次我一讲完，他们马上就来疯狂的“表扬”我：“老板，王总，卧槽!你英文太棒了。”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讲英文，我当然不行，2011年我义无反顾地去哈佛，最难的也是攻克语言关。我脱稿说，简直就是玩儿心跳。  ▲2016年1月，王石在《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 但我们又不得不去攻克语言关。因为语言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对我们中国企业家阶层非常重要。像张朝阳、李开复，对他们这种海归来讲语言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这种本土成长起来的“土鳖”来讲，我们怎么来过这一关? 我们本土培育了很多优秀企业家，但是如何往下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交流。我们在达沃斯、在一些会议上，会发现在世界华人企业家里，香港、新加坡、台湾企业家和国外在一起交流如鱼得水，而大陆企业家自成一体。你出去是为了交流，但是限于语言的障碍没有交流在一起。所以我就要和我的短板较劲，我就是要过这语言关。当然语言是一个工具，通过这样的学习，你突然这种学习给你开了一个天窗。你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文化需要很多很多去了解。 当然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文化并非那么接受，但是真正到了国外才发现，我本人是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哈佛才感受到，你不仅仅要系统了解西方文化，还要更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哪些应该是批判吸收的，而哪些应该是结合的。真正到了哈佛之后，才真正开了窗户，不仅对西方的了解，再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个收获非常大。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哈佛的原因。 面对未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首先要站在对我们文化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去人类文明的源头去拥抱未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