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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就是用来约束和制裁那些藐视和忽视法律的人，孝感一品食品坚决抵制藐视“行政处罚”的行为，那些总是想走法律擦边球，藐视法律的人最终都会被法律制裁，不会有好下场，公民可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滥用法律，做违法之事。 行政行为效力争议与公民拒绝权 在现有文献中，对相关问题的讨论不同视角交错、各种话语杂陈，这给讨论带来了困扰。例如，“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与“公民拒绝权”混为一谈，“拒绝”、“抗拒”、“抵制”等等用词不一、含义不明。下面将从法律争议的层面、场合、方式三个角度，交代相关概念的使用。 (一)与“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的区别 公民对国家行政权力的藐视，可以区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公民对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本身的争议，二是公民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争议。当一个公民承认行政行为符合既定的法律，但基于自己政治、道德、宗教上的信念拒绝服从，他反抗的才是法律本身;当一个公民承认现存的基本法律秩序，但基于自己对法律的判断认为一个行政行为违法，他争议的只是一个行政行为的效力。 就法律本身的争议而言，从古希腊以来就有“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的争论。苏格拉底拒绝朋友的越狱建议，传达了这样一个观念：法律就是法律，无论其多么非正义，必须服从。[7]安提戈涅的故事则告诉我们，在主权者的命令之上还有一种更高的法律，在两者面临冲突时，人们可以不顾后果而选择遵从更高的法律。[8]这样一个反抗暴政和法律的主题在后代被“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的讨论所延续。公民基于特定的道德诉求，公开地、和平地违抗法律，并自愿地接受法律的惩罚，往往被称为“公民不服从”。[9]而国民抵抗权，正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雅各宾宪法和德国基本法1968年修正案所宣示的，主要是对暴政的抵抗。[10]上述讨论具有重要的宪政意涵，然而它们针对的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在平日的法律生活中较少出现，不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本文讨论的是公民对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争议，即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背法律，因而拒绝服从。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只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它违法、不可接受，它可能涉及但并不必然涉及道德良知。[11]公民拒绝服从的行为，可能遭致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可能因“妨害公务”被处以行政的或者刑事的处罚，还可能遭受其它的损害。所有的争执最后都将通过新的诉讼程序予以裁判，并且公民将服从这一裁判。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对行政行为的异议与对法规合法性的异议交织在一起。随着当代国家普遍建立了对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审查制度，对法规的异议仍然是一个法律秩序内的问题。[12]因此，与“公民不服从”、“国民抵抗权”不同，公民行使拒绝权并非挑战一国的法律秩序，而只是挑战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对法律的宣称。是否承认公民对行政违法行为的拒绝权，其实质是是否承认公民对法律的判断权。 (二)拒绝权概念的适用场合和行使方式 本文讨论的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面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的藐视。一些时候，公民对行政权威的藐视可能体现在对法律的不服从上。但是，单纯不遵守法律(例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不一定引发法律争议，引发争议的往往是行政机关的调查、处罚等具体执法行为。我们的讨论因此集中于公民对具体执法行为的藐视。此外，处在行政系统中的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原则上对上级指令有服从的义务;他们对上级违法的指令是否可以拒绝执行，也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13] 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多样性，公民的藐视也呈现出不同的情形。首先，在多数情况，公民抗拒的是行政机关依据职权单方面设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决定，即大陆法学理上的“行政行为(行政处分)”。其次，也有很多情况中，公民抗拒的是行政强制行为。第三，在少数情形中，公民对行政权威的藐视还可能针对“行政不作为”。例如，行政机关对公民的行政许可申请予以拒绝或者根本不予答复，公民径自实施法律所限制的活动。前述三种行政执法活动，按中国法学的习惯统称为“行政行为”。[14]本文的讨论涵盖这些问题，但侧重于前两种情形。 当公民认为行政行为违法，其藐视的情形也有多种：他可能拒绝履行行政行为设定的作为义务，例如不去交纳罚款;他可能拒不遵从行政行为设定的不作为义务，例如主管行政机关拒绝为其检疫而食品公司照卖猪肉;他也可能阻碍行政行为的实施，例如拉扯民警不让其取走刚刚播放的“黄碟”。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同文献分别使用了“藐视”、“拒绝”、“抵抗”、“抵制”、“违抗”、“抗拒”、“不服从”等语词。不同语词含义相近，只是对于抗拒行政违法行为的方式、手段侧重不同，各有优缺。本文将交替使用这些语词，涉及公民权利的时候，则使用“拒绝权”这一普遍使用而又相对温和的说法。 孝感一品食品对于那些藐视、决绝、抵抗法律的人也是很痛恨的，一切藐视行政处罚的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要让那些违法犯罪之人逍遥法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