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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奖专家中，具有重大原始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具有推动重大技术革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人才、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开拓能力的企业家增多，评奖也向中西部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的外国专家倾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们纷纷表示对中国发展充满信心，愿意为中国的发展进步继续贡献心力。 “发展的中国就像奔流不息的小溪” 本报记者 强 薇 时间回溯到一年前的10月5日，天津大学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天大药学院”）几名博士生正在做实验，忽然一则消息让他们又惊又喜：他们的导师弗雷泽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天大药学院教授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图①）是纳米科学和超分子化学方面的专家。由于在分子机器设计与合成方面的贡献，他与让—皮埃尔·索瓦、伯纳德·费灵格共同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化学奖。 弗雷泽与中国结缘甚早，他的学生中有不少是中国人。20年来，弗雷泽几乎数不清他来过多少次中国了。仅是今年，他就在中国做了10场报告或演讲，年底前还有不少活动等着他。4年前，弗雷泽收到他的老朋友、天大药学院院长杰伊·西格尔的邀请，来到天津大学工作，自此变成了中国的“常客”。“西格尔院长希望在天津大学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学院、培养一批国际化的师生，我被这个理想所吸引。”看到西格尔鼓励师生自主进行学术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弗雷泽备受鼓舞，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中国的科研活动更有“国际范儿”。同时，弗雷泽还参与了许多面向学生的科普活动。他总是勉励年轻人保持创造力和探索精神，被亲切地称为“诺奖爷爷”。 弗雷泽在中国工作的这近5年时间，恰恰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时期。“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增速让我吃惊。中国的高速铁路网不仅是中国工程的巨大成就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也会成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文化软实力。” 经济力量也随之转化为科研力量。“中国的科研活动和科研氛围近年来有了跨越式进步。在化学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成就由中国科学家实现。”弗雷泽提到，国际化学界著名刊物、德国《应用化学》杂志计划在2018年采用中国科学家的文章数超过美国科学家。不过，弗雷泽认为中国仍需在培养创造力方面继续努力。此外，若要做出世界前沿的研究，也需要世界前沿的研究设备，并且更新速度要更快。“中国的工程师已经可以在一个月内让一座高楼拔地而起，我相信在研究设备上的更新也并非难事。” 弗雷泽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也因为他独特的“衣品”。今年1月举行的外国专家新春座谈会上，弗雷泽身着苏格兰传统的方格花呢短裙，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非常显眼；在一些场合，弗雷泽还会穿一身大红色的唐装。“在特殊、重要的场合穿着苏格兰服饰‘基尔特’是苏格兰人的习惯，”弗雷泽说，“反映我家族传统服饰的颜色是红色，因此在选择唐装时，我毫不犹豫就选了红色。我知道中国人也非常喜欢这个颜色。”弗雷泽认为，服饰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流的桥梁。 生活中，弗雷泽也是一个爱诗之人，曾有人称他“一言不合就读诗”。记者问他，若要以一首诗来形容当今的中国，会如何选择？弗雷泽选择了丁尼生的《小溪》——“我来自大鹞与苍鹭聚集的地方，我从平地里冒出；我闪耀在蕨草丛中，我喧哗着穿越山谷……”在诗的最后，丁尼生写道：“人们有来有往，而我将一意前行。” 弗雷泽解释道，中国发展的脚步从未停下，经受了时间的洗礼，如今站在世界舞台中央。正如诗中这条小溪，奔流不息，不断前行。 “人才培养应该和社会发展相结合” 本报记者 廖政军 现年63岁的克劳利（图②）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学教授和航空航天工程系统教授，同时也是包括中国工程院、美国国家工程院在内的5所全球顶尖工程院或科学院院士。他联合开创了CDIO（即“构想—设计—实施—操作”）工程教育模式，也因此在2011年获得被誉为“三大工程界诺贝尔奖”之一的伯纳德·M·戈登奖。 据介绍，CDIO模式是以产品研发到产品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它将工程毕业生的能力分为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四个层面，要求以综合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在这四个层面达到预定目标。克劳利告诉记者：“我始终认为，工程学院的学生们不仅要掌握基础技能知识，更要了解如何更好地将所学理论应用到实际工程设计中，同时还要有沟通能力，懂得市场推广等。” 无疑，CDIO模式为国际工程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2006年前后，克劳利教授开始不遗余力地将这种新模式引入中国工程教育领域。如今，已有40多所高校加入了中国教育部的示范课项目，还有近百所高校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CDIO区域会议。克劳利本人也于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提起自己曾为中国工程教育立下的“汗马功劳”时，克劳利教授露出了大大的笑容，自豪之情跃然脸上。“现在学习工程学的中国学生大部分都很有意识去培养个人创新能力，也非常懂得团队合作，这让我和同事们感到很欣慰。”克劳利坦言，“当代具有CDIO工程教育模式的新型大学，应当将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发展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以推动经济的发展。” 其实早在1982年，克劳利就以北京航空学院客座讲师的身份首次访华，并在约一个月时间里围绕燃气涡轮发动机结构和气动弹性学等课题做了一系列讲座。后来，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接收了多名来自北京航空学院的访问学者。 克劳利的另一重要研究领域是航空航天工程。他曾是国际空间站设计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也曾担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技术和商业化咨询委员会主席，对主动结构控制领域的研究贡献颇多。 克劳利说，中国近年来在太空探索特别是载人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令人赞叹。“载人航天工程展示出中国的太空探索实力，也能够激励更多年轻人去学习科学，从事科研。中国既有探索太空的真本事，也有很多动力，包括航天教育等。”他期待未来中国将在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更广阔领域开展国际合作，与世界分享经验。 “科学研究的未来在中国” 王云松 柯芳芳 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物理与天文系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拉默（图③）是凝聚态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他与中国的缘分开始于1975年，那一年，他接收了第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几十年来，普拉默一直致力于物理学领域研究和青年教育，培养了超过40位华人学者，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成长为世界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中坚力量。 2000年10月30日，在生日那天，普拉默教授收到了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的工作邀请函，邀请他参与创立国际量子结构中心。从那时起，普拉默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更加紧密了。 “中国青年科学家非常聪明，很有天赋，这是我留在中国工作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喜欢和中国同行合作。”普拉默表示，在中国，学术开放自由，政府全力支持科学工作，中科院物理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设备，甚至远超美国，“在这里，我可以做一些在美国无法完成的实验”。普拉默是国际上最早以材料表面为平台，在微观尺度上开展相关核心物理问题研究的专家之一，也是首位从实验中发现金属表面态的科学家。他发表过400余篇学术论文，总被引用次数超过1.7万次。关于表面单原子隧道谱、光电子能谱分析、低维电子体系的研究成果都享有极高的国际声誉。 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国际量子结构中心的首席顾问，普拉默积极为中美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牵线搭桥。同他合作在《科学》《物理评论快报》《美国科学院院报》等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过高水平论文的中国学者超过50人。国际量子结构中心汇聚了众多顶尖的学术领袖，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领域的重镇之一。 普拉默保持着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科研院所与机构的紧密合作。通过国际交流，有效促进了中国众多凝聚态物理研究机构发展，显著拓展了中国凝聚态物理科研工作者的国际视野，为中国凝聚态物理研究整体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快速大幅提升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经历不仅使普拉默热爱上了中国，更为他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发展的绝佳机会。虽然年事已高，但他把自己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了中国。“在科研领域，中国的进步令世界学术界瞩目。很多西方国家大幅削减或者限制学术经费，中国对科研的投入和科研环境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流的，所以我一直坚信科学研究的未来在中国！”普拉默如是说。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信念，普拉默一直鼓励他最优秀的学生到中国发展。当学生请教他未来去哪里工作时，他总是这样告诉学生们：“去中国！”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可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普拉默说：“每个国家应该有适合自己的科学研究路径，而不是盲目抄袭别的国家。中国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历史和文化的科学发展道路。坚持正确的领导，把更多的资金投入给青年科学家，未来的中国科学研究一定大有作为。” “作为21世纪的光伏科学家，你应该来中国” 本报记者 韩秉宸 “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说，如果你是半导体科学家，那么你应该去硅谷。而作为21世纪的光伏科学家，你就应该来中国。”皮尔·沃林顿（图④）对本报记者说，在2012年接到邀请后，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超过30年的专业经验，带到了江苏省常州市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出任这家全球最大太阳能产品制造商的首席科学家。 沃林顿1957年生于比利时，后因工作原因移居澳大利亚。迄今为止，这位享誉业界的科学家已发表了约200篇科学论文、获得超过12项专利，还曾于2016年获得光伏领域的“奥斯卡”——威廉·J·彻里奖。 在沃林顿出任首席科学家后，天合光能于过去5年里打破了太阳能产业的15项世界纪录，在太阳能电池转换效率和太阳能板输出功率等方面也取得重大突破。2017年5月，天合光能自主研发的全背电极太阳能电池（IBC）又创造了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其光电转换效率创下24.13%的新高。 走进这位比利时裔澳大利亚科学家的办公室，仿佛进入了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博物馆”，一张张不同型号的电池板倚靠在墙边，甚至连桌子面板都是用电池板做成的。沃林顿翻动着墙边的一张张电池板，向本报记者介绍着他的得意作品。 “不同于传统太阳能电池板，IBC将电极全部移至电池片背面，让电池片的采光面积显著扩大，从而使其发电效率大幅提高。”沃林顿介绍说，虽然IBC仍处在实验阶段，但却让人们看到了光伏产业的未来，而IBC并不是中国光伏产业创新的唯一代表，“可以说，光伏领域的所有创新都来自于中国，其他国家都在抄袭中国的这些创新”。 沃林顿认为，在过去5年中，光伏产业的格局已经改变，产业重心已经从西方转入中国，而中国除了是光伏产品最大的制造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光伏产品市场，“目前中国占据着40%的光伏市场，几乎相当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市场份额之和”。 虽然中国光伏产业现在发展势头迅猛，但也曾遭受过“成长的烦恼”。在沃林顿做出来到中国的选择时，中国光伏产业发展正处于低谷之中，有赖政府的扶持性政策，加之市场的需求激增、外来投资增加等多重因素，才让中国光伏产业在近几年走出寒冬并迅速攀上高峰。 “我认为中国政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举措十分明智，”沃林顿说，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一直关注清洁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的发展，希望利用新能源降低对煤炭的依赖，从而走上减少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之路，这些都给中国光伏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政府确立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提高到20%左右的目标，也将使中国的能源结构出现大幅调整，更将巩固中国在光伏产业的领军地位。 “来到中国工作让我踏上了第五个大洲，”沃林顿笑言，虽然此前的工作经历已经让沃林顿足迹遍布天南海北，但是他也坦言，在决定来中国工作后还曾有过一丝忐忑。现在，除了对中国光伏产业“以身相许”，他还积极邀请杰出的业界同行们来中国发展，“我希望让他们也能来看看充满创新活力的真实中国”。 制图：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7年12月21日 22 版） 延伸阅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