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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驾马车”看，国内消费需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较乐观的想象是其未来几年的增速维持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关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我们认为，在长远视角下提升的难度很大，最乐观的想象是保持基本稳定。而工业体系严重“虚胖”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供过于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两个层面很有可能形成下行压力叠加。在此逻辑下，2016年乃至未来三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无水分”增长率还有进一步下行压力。 历史上，中国通胀率与CRB指数相关性较高。目前CRB指数已跌至2002年初以来的低位。持续的价格下跌可能引发供给下降，CRB指数在2016年的某个时点可能进入较大幅度的反弹过程。 在三年左右视角下，国际商品市场不具备持续走强的动力基础，国内通胀率的变化将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人民币贬值的程度；二是过剩产能的出清程度。在普遍而严重的过剩产能消除前，人民币贬值所引起的进口成本上升难以充分转化为第二产业产成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对通胀率推升效应有限。但第二产业成本上升不能转化为终端价格提升，可能会加大过剩产能淘汰的压力。 宏观政策的选择 在宏观政策方面，个人认为，2016-2017年，中国宏观政策需要进行调整，尤其是应当在外汇储备下降之前，通过主动的、足够幅度的贬值快速化解汇率风险，并且针对宏观信用风险，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归集和“切除”。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矛盾和风险有别于以往，需要宏观调控当局走出延续多年的“被动维稳”和“短期相机主义”政策框架，对宏观调控的基本思路做出调整。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外汇储备下降之前，主动快速化解汇率风险。主要举措是：适当放缓资本市场开放，从严控制资本流出；在此前提下，使人民币汇率主动地快速“贬值到位”，从而在根本上消除资本外流压力。保持足够的外汇储备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很多初级产品都高度依赖进口，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保障初级产品的进口，整个经济体可能陷入某种程度的混乱。 第二，针对可能的信用风险，应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归集和“切除”。如前所述，中国隐蔽的债务风险较大。如果继续采取“被动维稳”式的货币政策，会推迟和放大未来的风险。我们认为，货币政策应当从现有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使隐蔽、分散的风险显性化、集中化，并借鉴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实行有效的“切除”。 第三，结合不良债务的化解，分类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央行和政府专设平台承接不良债务，可以为过剩产能问题的解决奠定基础。对于“永久性过剩产能”应果断关闭，并将与之对应的不良债权核销。对于具有超前建设性质的“阶段性过剩产能”所对应的阶段性不良债权，应采取大幅度展期、大幅度减息乃至债转股等措施，待其转变为“正常产能”后，再将相关债权或股权售出。 第四，房地产政策应从“被动维稳”转向顺应市场规律。房地产政策的正确导向应该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各城市通过房产登记制度的实施和房产普查，摸清当地住宅总量与结构，尤其是弄清非自住房与空置房的数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当地人口变化趋势的预测，就当地房地产开发制定合理的长期规划；供过于求格局实际上已经形成的城市，应严格控制新屋开工量，避免过剩程度进一步加重。 第五，以在局部上的合理发力取代“大水漫灌”式的刺激。与2009年相比，中国大多数行业产能过剩程度进一步上升，重演“大水漫灌”式的刺激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中国在环保、医疗等领域依然较为薄弱；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相契合的新兴产业也依然较为落后，对经济的刺激应当以这些领域为着力点。 第六，通过高质量改革为经济发展增强动力。特别是结合政府职能转变，精简机构、压缩行政开支；并结合新一轮财税改革，降低宏观税负，减轻居民和企业部门的税收负担。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冬、陈业对本文亦有贡献） |
